夏令時的政治經濟學 - 凌劍豪

往來歐美或從事外貿、金融的讀者也許發現，上周末歐美國家紛紛將時鐘向前撥動了一小時，進入夏令時（Daylight Saving Time, DST）。夏令時的「發明」已有八十多年歷史，從最初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採用到今，爭論不斷。二○○五年美國修改法案將夏令時延長一個月，而俄羅斯卻永久廢除夏令時，夏令時也由節約能源，發展成牽涉到經濟、能源、健康等各方面利益的政治工具。

早在十八世紀末，富蘭克林（Benjamin Franklin）就有夏令時的構思，但真正意義上的實施卻由德國在一九一六年開始，當時的主要目的是節約能源，希望打贏戰爭。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國為了在一戰中不處於劣勢，紛紛仿效，戰爭結束後即宣布廢止。因此，戰爭與夏令時息息相關，印度、澳洲等國也如此。之後能源危機又讓夏令時成了節約能源訴求的解決方法。現今利用日光來減少能源消耗的夏令時，則成了說客及政客的辭令。

在美國，夏令時是政治鬥爭的產物，早期金融從業者為與倫敦交易所有時間上的重叠，不時游說政府採取和延長夏令時；旅遊業、零售業、體育業也因獲得更多金錢利益而支持政府推動夏令時的立法。但農業從業者卻因人為地撥動時間，擾亂了牲畜和農作物的自然作息規律，令農作物減產，故他們極力反對夏令時。夏令時遂演變成各方利益代表游說政府爭取自身利益的產物，「節約日光」的概念卻淪為光鮮的外衣。二○○五年美國能源政策法案延長了夏令時，一年有八個月人為提早了一個小時。二○○九年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（Dmitry Medvedev）卻考慮到每年更改時間對民眾身心健康的影響，永久取消冬令時和夏令時轉換。可見夏令時獨特的政經特性。

夏令時又影響交通、電子等行業，產生額外負擔。許多政策最初是善意的，卻因時代變遷，成了政治鬥爭的產物。夏令時「節能」的功能不斷消失，其作用需不斷反思。